王虹艳经典语录
· 即使是“养在深闺人不识”，文学期刊也仍是当下文坛的一个重要的声音，从发稿量来看，它至少支撑起了文学的半壁江山。20xx年的文学期刊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倾向于现实性的期刊越来越多，一些期刊本身定位就是现实性而在这一年更是强化了这一点，一些期刊是重新定位尝试将现实性作为办刊的核心理念。 —— 王虹艳语录
· 一年下来我们能够阅读到的较好的作品与阅读量相比可谓少得可怜，很多问题其实是一目了然的，比如题材的雷同化，关于婚外恋、犯罪、底层的作品几乎占据了多数的版面，而即使是在这几个题材领域，小说也大多局限在浅层次的叙述中，多数作家并不具有深度意识。
· 我想文学期刊存在的价值之一就是它鼓励了众多新作者的创作，同时它让坚持的人坚持下来，怀疑的人离去，在它所形成的文学磁场内，我们老生常谈的关于爱与美、自由与真理的梦想仍然是它最具有魅力的部分，它对于众多差作品所表现出的足够的忍耐力，是基于对伟大作品的执着。
· 因为工作的关系，这两年我读了大量的文学期刊上的作品，每年千万字以上的阅读所带来的欣喜与失望，直接让我反思行进中的中国文学。20xx年底的时候，当我坐下来想要认真梳理一年的阅读时，发现实在找不到写作的兴奋点，现在20xx年也结束了，我想起鲁迅笔下九斤老太说的话：一代不如一代。这或者是一个过于令人丧气的想法，最好的假想是文坛正在青黄不接中——八十年代成名的那一代作家慢慢隐退，新的作家正在成长中，我们也当有所期望。
· 当代女性散文经历了一个从沉默到喧哗的过程。五、六十年代及至文革期是女性散文的沉默期，但是新时期之后，尤其是九十年代中国女性散文出现了多种声音的合唱——新潮散文、老生代，新生代，小女人等等，这使女性散文一时间众声喧哗，从而也进入到了女性散文创作的高峰期。
· 建国后一直到六十年代初期，中国散文总体上来说依然有所成就。建国初期，延安散文的模式被继承了下来，通讯、特写成为主要的文体形式，其内容多是表现革命时期的艰苦奋斗的传统，著名人物的丰功伟绩，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时期的新人、新事、新思想。作为一种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文体，散文往往更容易被现实中的各种政策方针所左右，这在十七年时期得到了印证。 —— 王虹艳名言
· 文革后的散文界，作为一种精神领域的拨乱反正，人们开始重视写真实、说真话。文革十年的“神圣”谎言已经被揭穿，但是人们心里的谎话，甚至于在无意识中对自己说的谎话却没有消失。
· 新时期初期，很多女性散文依然受到十七年诗化散文的影响，体现出一种精致的诗意与克制，赞美文革后的中国城乡的大变化，对党的政策的讴歌，对人民新的精神面貌、好人好事、真善美的捕捉，注重抒情叙事结合、兼有议论，也和十七年的散文一样，缺乏冲击力与批判意识。这样的文章往往注重开头的悬念，起承转合，展现出的自我是一个充满童心、没有邪念的人，但缺乏洞察力，是一种心志没有受到污染、也同样没有发展健全的人格。
· 关于底层的叙述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矛盾的简单化，把底层人的悲惨境遇简单地归结为村长或者包工头的腐败或剥削，并在富人与穷人、城市与农村之间划上了简单的道德与非道德的对立。
· 底层写作触及到了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但是对于小说来说问题并不是全部，作者以怎样的想像力和叙述方式将问题带入文学的层面，从而通过具象而给读者带来更多的现实以及审美的启示，这个是重要的。而当前的底层文学欠缺的不仅仅是深度思考的能力，更有艺术上的表现力问题，而这也恰恰决定了底层文学能够走多远。 —— 王虹艳语录
· 虽然我们不会完全认同于“文学是历史的书记员”这样的说法，但是在文学反映当下中国人的婚恋状态时，它确实是一个合格的书记员。整整一年的作品读下来，没有婚外情、离婚、偷情这些素材的小说实在不多，区别在于有的小说在质问这种行为是不是道德的，有的则不再质问，而直接把这些元素当成小说情节发展的一个重要线索。
· 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近几年来在文学中与同性恋有关的题材逐渐多了起来，同性恋或作为小说的一个核心内容或作为小说的一个元素，都在另一个层面上切入了我们并不了解的生命以及爱情的陌生地带。
· 同性恋作为少数人的真理很容易令人想到现代以来一切“少数派”的权力运动，如种族问题、女性主义等等，因而它也天然地成为一个具有多元意义的文学表述对象，但是真正的同性恋文学应该不是事件层面或发生层面的，我们更关注的是存在层面的同性恋——作为人类存在之一种，它以怎样的方式唤起我们关于爱与自由的想像。
· 相较于热闹的图书出版市场和网络文学，文学期刊毫无疑问是寂寞的。每一年多数的文学畅销作品由出版社走向读者，而由学期刊发表的大量的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等，多数都自生自灭，或者只是在一个小众的圈子产生影响;人们更多记得的可能是某网站关于年度作家或作品的的评选，每一年各大期刊的评奖活动最后不过是报纸边角处的短消息，能够进入公众视野的少之又少。
· 每一个大都市里都有像安妮宝贝这样的女子，她们是城市的过客，生活在繁华的暗影下，宿命般地被排斥在异乡人的世界里。她们用整个生命哭泣与微笑，拼尽全力捍卫自己幻想的权力，拒绝中庸平淡。但是城市只承担她们的幻想，却从来没有成全过她们。而在暗夜的狂想里，城市逐渐成为心上的一道伤口。她们深陷于一种自在的迷茫中，找不到返乡的路，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 纷乱的城市里唯一永恒的传奇便是爱情，但是爱情已经蜕化成文字域里的一种想象。正是在这里，我想我能够明白安妮宝贝们对于文字的执迷——每一次写作都是与幻觉最近的时刻。就像落水的人渴望臂膀，迷途的人需要方向，安妮宝贝们将虚构视为一种救赎。
· 对于很多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而言，写作与文学是两个概念。她们可以将写作视为生活方式，但是，对于文学她们并没有什么责任感。说到底，写作只是一种行为，而文学则意味着创造。写作某种意义上只是小资生活趣味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写作的女人，本身就意味着自由、另类，意味着不同凡响，或者说是一种精神生活的可能性。
· 我们只是一个观望者——站在审美的立场，最后悲悯于一切的无常，我们并不知道救赎之路到底在哪里，在这样一个时代，做一个审美主义者也许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 如果我们翻开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的作品，这样一个事实是非常清晰的：在大多数女性文本中，母亲与爱情是经常出现的主题，关于母亲，她既是女儿的守护者又是她们的对立面。
· 在普遍的抒情化、简单化的时代，张洁依然力图在叙事的辉煌帷幕中开启她晚年的一部大戏，细节性的再现，哲理性话语的彰显，人们久已疏忽的或是不愿再去经营的典型与细节，终于被大气的张洁拨乱反正，《无字》在延续作者以往作品的精髓上是一个集大成者，但是它却并未开辟出更多的话语空间，这也是令人遗憾的。 —— 王虹艳名句
· 和世纪初的很多个年头一样，20xx年的文坛并没有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我们看到的喧哗无非是来自图书市场炒作的名家或80后，还有网络上流行的奇怪的“诗歌”，以及文学官方机构权力的更替，这个时代能够沉淀下来的属于文学本身的东西少之又少。如果百年后人们书写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大概会吝啬到不落一字吧。
· 这是近几年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现象，“底层写作”是关于底层的书写，而不是底层人自己的写作，它与一度非常热闹的“女性写作”的概念方式恰好相反。现阶段“底层写作”虽然不能构成大规模的创作思潮，但是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一种创作现象。
· 作家的视野突然聚焦到底层，原因有很多，最直接的原因是中国社会现状带来的启示，大量的下岗工人、农民工、贫困农民，迅速从社会阶层中剥离开聚合成一个浩大的弱势群体，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相比，这一群体的特征越来越鲜明，其面临的境遇也越来越残酷，就中国近几十年的文学发展来看，社会以及文化现象很容易便演化成文学现象，更何况很多作者的经济状况就在“类底层”之中，他们关于底层的叙述其实也是关于自身生活状态的反思。